[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李强 记者 郭媛丹]近日,关于火箭军某旅组织新型导弹授装接装仪式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央视多个频道、中国军网都进行了密集报道。报道中提到的中国新型中远程弹道导弹与2015年和2017年两次阅兵中出现的“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特征高度相似。由此外界普遍认为,这标志着这种导弹经历将近三年的试装、试用后,达到了技战术要求,开始大批量列装。它将使中国的反航母防御圈,再向外拓展数千公里。

新型中远程弹道导弹正式列装

据央视网报道,近日,火箭军某导弹旅组织新型号导弹武器装备授装接装仪式,标志着该导弹旅由组建扩编、试装试用,转入全面形成作战能力的新阶段。报道称,这次整建制装备该导弹旅的武器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中远程弹道导弹。报道称,它核常兼备,可实施快速核反击,能对陆上重要目标和海上大中型舰船实施常规中远程精确打击,是我军战略威慑和打击力量体系中的新型利器,是作战部队“杀手锏”武器中的骨干力量。它的正式列装,标志着火箭军战略能力又有了新提升、发挥“三个战略作用”又有了新的战略选项。

央视七套的“军事报道”节目从另外一个侧面报道了相关消息:“新一代中远程弹道导弹武器系统近日成建制列装火箭军部队,这标志着火箭军杀手锏武器库又添新成员,战略能力有了新的提升。”根据报道中提到该旅最初试装试用,表明该旅或许是这型武器的首装部队,很可能参加了之前的两次阅兵,央视的后续镜头中,也出现了该导弹疑似进行阅兵训练的镜头。八一电视播放的画面中清晰显示,此次授装接装仪式现场,停放20多辆运输起竖发射车(如图)。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的报道,解放军之前装备一个旅大约需要16枚这种“双能力”(常规与核打击能力)导弹,显示该部队扩编后的导弹数量增加。

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16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次报道中以旅为建制单位列装,说明该型导弹已经形成比较强的战斗力。他进一步解释称,“一般来说,如果以营为发射单元或火力单元,所拥有的导弹数量是有限的。如果以旅为建制,那么所拥有的导弹数量和规模将有很大提升,可以对目标实施饱和攻击。”

反航母梯队又添新成员

根据新闻中对该弹的介绍以及外形,外界普遍认为,此次成批装备的新型中远程弹道导弹可能为之前阅兵上出现的“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

宋忠平认为,该型导弹有两大用途:首先是可以对固定目标实施打击,其次是可以对海上大中型水面舰艇实施打击。

“东风-26”首次公开是在2015年。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军事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说明通过3年试装、试用,新型导弹达到了技战术要求,开始成批量列装。

对于“东风-26”弹道导弹正式列装的意义,宋忠平表示,该型导弹作为反水面舰艇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和“东风-21D”中程反航母弹道导弹形成射程上的衔接,让中国的反航母梯队又多了一个新成员。同时,这也说明中国现在打造的反航母战斗部实际上可以作为通用战斗部,可以结合中国更多的弹道导弹形成反航母武器装备。这恰恰体现出中国反航母弹道导弹,已实现通用化、标准化、系列化。

前述匿名专家认为,相对于“东风-21D”,“东风-26”的出现将中国的反航母防御圈再向外拓展数千公里,而且该导弹飞行速度更快、机动能力更强、突防手段更多。

“核常兼备”或成标配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报道中强调该导弹是一种“核常兼备”的弹道导弹。多家境外媒体此前也称该导弹具有模块化设计,可使用常规弹头或核弹头,是一种“双能力”导弹。有分析认为,未来,这种双能力导弹或许是一个发展趋势。宋忠平表示,该型导弹的双重能力对对手的威慑能力更强。火箭军的核常兼备就是既可以发射核弹头,也可以发射常规弹头,这其中包括反航母导弹、对重要交通要塞或地下掩体进行打击的导弹。所有这些导弹都表明火箭军现在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完全可以根据目标以及战争性质的需要换装不同的战斗部,实施不同的打击。“这意味着火箭军在常规军事冲突中可以发挥精确打击的使命和任务,在核战爆发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换装核弹头来实施二次核打击。”

此外,央视强调,火箭军几年来大力加强核反击与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建设,多种新型导弹陆续装备部队,持续强化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核心能力稳步提升。▲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刘济美、黎云)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统称共同条令)。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8项内容首次写入了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第一,首次将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条令,通篇贯穿,以军队基本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在新条令总则中,原文引用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四个意识”“三个维护”“五个更加注重”和“四铁”过硬部队、“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全面依法治军、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统一全军意志和行动提供了根本指导和基本遵循。

第二,首次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集中概括和系统规范。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作战纪律、训练纪律、工作纪律、保密纪律、廉洁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10个方面内容写入新条令,强化官兵纪律意识,增强纪律观念,进而在行动中自觉遵照执行,确保军队令行禁止、步调一致。

第三,首次对加强军事训练中的管理工作作出系统规范,立起从严治训的新标准。坚持全程从严,在《内务条令(试行)》中专门设置军事训练管理章节,在《纪律条令(试行)》中明确了训风演风考风不正、降低战备质量标准、不落实军事训练考核要求等违纪情形的处分条件。

第四,首次集中规范军队主要仪式,明确了多种仪式可以邀请军人亲属参加。对升国旗、誓师大会、码头送行和迎接任务舰艇、凯旋、组建、转隶交接、授装、晋升(授予)军衔、首次单飞、停飞、授奖授称授勋、军人退役、纪念、迎接烈士、军人葬礼、迎外仪仗等17种军队主要仪式进行了规范,并在多种仪式中明确,可以邀请军人亲属参加,以增强军人的职业荣誉感和家庭成就感。

第五,首次明确设置军队仪式中的“鸣枪礼”环节。在为“参加作战、训练和执行其他重大军事行动任务牺牲的军人”举行葬礼仪式,以及纪念仪式中设置“鸣枪礼”环节,并明确了礼兵人数、鸣枪次数、实施步骤、动作要领等规范,以更好地表达对烈士的褒奖、悼念和尊重。

第六,首次明确了军人体重强制达标要求。条令明确“军人应当严格执行通用体能训练标准,落实军人体重强制达标要求”,把训练标准转化为对每名军人的强制行为规范,体现了对新时代军人素质形象的更高要求。

第七,首次对军人和军事单位的网络信息行为进行全面规范,为部队管理提供了依据。新条令取消了因工作需要并经团以上单位首长批准方可使用移动电话的限定条件,明确“军人使用移动电话,实行实名制管理。旅(团)级以上单位应当对使用人员的姓名、部职别、电话号码和移动电话品牌型号,以及微信号、QQ号等进行登记备案”。明确“基层单位官兵在由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休息日、节假日等时间,可以使用公网移动电话”。

第八,首次明确“女军人怀孕和哺乳期间,家在驻地的可以回家住宿,家不在驻地的可以安排到公寓住宿”。新条令对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事项也作了更加科学合理、更为人性化的规范。

原标题: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马涤明

4月6日,陕西省西安市桃园路街办城管中队协管人员与汽修店员工发生冲突。据了解,因正式城管人员严重不足,政府学习外地经验购买服务,实行城管外包,聘用安保公司辅助城管队员进行城市管理。

这件事,有两个问题值得反思,一个是,对于“外地经验”的学习,要先分析,再学习;一个是,行政执法可以不可以像政府公共服务一样搞“外包”?

一直以来,不少地方都有热衷学习“外地经验”的习惯,导致地区间互相效仿,甚至出现了思维模式高度趋同的问题。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当然值得学习,但如果不加分析地搞“拿来主义”,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事实上,“外地经验”也未必都是“先进”的,不能因为是“创新”,就不问合理性、科学性、合法性的问题,直接拿过来用。

所谓政府外包,是政府将一些公共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去做,可以实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让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事,要比政府做得更好。但城管“业务”属于行政执法工作,而执法,首先必须取得法律授权,其次是必须由公共部门承担;社会组织、私营机构承包行政执法、替代政府执法,不论在法律上、逻辑上都讲不通。

西安市的“城管外包”应该是学习的“深圳经验”,但这种“外包”,因为不合理不合法,“外包城管”在管理中时常惹祸、捅娄子,甚至有涉黑人员混进“外包”的“执法队伍”,这种“经验”曾引发争议。媒体舆论也曾提醒,各地都应吸取这种教训,分清政府公共服务与行政执法的边界概念,服务可以外包,而执法不存在“外包”的逻辑。

现在西安市的“城管外包”所导致的问题,显然更应该成为一个教训:“外地经验”不宜成为“硬道理”,过时、被证实不合理的“外地经验”,更要及时审查、纠偏。

实际上,行政执法可不可以外包,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执法上的逻辑,必须严格恪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把握住这条原则,问题便简单而清晰。行政执法职责必须由国家机关承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而国家机关授权事业单位执法,也是有法可依的;但“外包”给社会组织、私营机构,则无任何法律依据。执法权“外包”,实际上是法律概念、逻辑上的错误,这种教训是最需要吸取的。

来源:法制日报

原标题:“文山会海”回潮:填表太多,一个镇一年要花30万买纸张油墨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沈汝发、刘良恒、何伟、朱国亮

“一年下来,我们镇光购买填表的纸张和油墨,就花了30多万元。”

湖南一位基层乡镇负责人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说,他所在地区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上级要求严,群众期待高,本来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上,但要填的各种表格材料实在太多,一级一级一直到县里都有自己的一套,“每次不花几个小时,根本填不完”。

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重要指示,对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继续加强作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在新起点上的再部署、再出发,向全党发出驰而不息纠正“四风”、改进作风的行动号令。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在湘闽桂苏等省区走访调研发现,部分地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严重,尤其是“文山会海”现象突出,让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深恶痛绝;同时,享乐奢靡之风由地上转入地下,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变种,应驰而不息继续深入整治。

填表、开会、迎检汇报

基层干部疲于应付

“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减少发文,减少开会,我觉得基层实际情况是不减反增。”

2017年年底,在湖南湘潭市某区县,一位基层干部指着办公室里的3个箱子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你看,上级部门考核我们3个项目,每一项都要准备大量台账、文档和汇报材料。”

“现在责任状比以前少了,但有些方面的形式主义更严重了。”湖南湘西州一位镇政府负责人说。

2016年年底,这位负责人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反映,基层责任状“满天飞”,过多过滥——作为乡镇政府负责人,他当年与上级党委政府签了33份责任状,除计划生育、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防汛抗旱外,还有烟叶生产、网格化管理、劳动力转移和金融环境创建等。

现在,最让这位镇政府负责人头疼的是扶贫工作中的“文山会海”。他无奈地说,“填表、开会、迎检汇报……无穷无尽,有苦说不出,我们基层干部许多精力都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了。”

多地基层干部反映,有的部门单位把发文、开会作为贯彻上级精神的主要手段,有的文件空话、套话多,指导性、针对性不强;有的一般性会议也要求基层领导参加,加重了基层负担,增加了行政成本。

湖南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傅学俭表示,推行“痕迹化管理”的初衷是好的,有利于督促基层落实责任,但是过犹不及,重复繁琐的表格材料不仅作用有限,还会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他建议对各种表格材料删繁就简,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将精力真正用在谋发展、办实事上。

“文山会海反映出来的是一些领导干部行政思维方式过于简单,习惯于传统的行政流程。需要进一步转变思路,把文和会看成是了解民情民意的渠道,而不能把文和会异化成一种工作负担。”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同时,专家指出,要提高发文的执行力和开会的效率。“真正切中百姓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凝聚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事业心,形成思想共识。”庄德水说,“不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而要让文和会达到预期效果。”

当“二传手”“踢皮球”

落实工作敷衍塞责

“文山会海”的根源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地纪委近期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热衷于下发文件,召开会议,将工作任务层层传递分解,但真正落实工作时却敷衍塞责,“二传手”“踢皮球”现象严重。

“帮扶干部每次来就是让签字,签了字就走。”“多问几句,帮扶干部就不耐烦,说很忙。”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脱贫攻坚督查组去年在某深度贫困县一个村暗访时贫困户反映的问题,甚至还有贫困户反映,帮扶干部2年内仅“帮”了2本书(帮扶手册);督查组抽查到的不少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对脱贫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等政策不了解或一知半解。

在桂北某村,督查组与第一书记和村委会干部座谈了解到,镇上给这个村贫困人口动态调整名额为6人,村委会干部称不用宣传,仅从比较困难的群众中挑选了2户。督查组询问第一书记相关问题时,第一书记只能低头玩手机,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对这个村贫困户退出、低保户认定及《帮扶手册》填写等相关扶贫工作情况均不熟悉。

“对这样流于形式的帮扶,群众肯定不满意。”自治区扶贫办有关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像是慢性病。办事拖沓敷衍,懒政庸政怠政会严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必须严肃追责。”厦门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认为,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重拳出击,下大力气整治。

厦门市同安区法院执行局副科级审判员沈木春在办理尚未执行完结的案件过程中,虽已查询到可供执行的财产,却没有按照规定及时采取冻结、查封等措施,导致相关案件财产被转移,案件没有及时办结。2017年5月,同安区法院给予沈木春行政警告处分。

2017年5月,漳州市东山县东沈村东赤港被列为入海口环境整治点,分管环保工作、挂点东沈村的负责人林旭敏,没有到一线部署,没有到现场巡查,只将任务口头交代给东沈村相关负责人,导致该区域脏乱差等问题未得到有效整治。东山县纪委因此给予林旭敏党内警告处分。

部分干部群众反映,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持续推进正风肃纪,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有的地方和部门做而不实,干工作“走过场”现象仍然存在。

专家认为,对领导干部办事拖沓,甚至为官不为的行为,要创新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和负面清单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行政审批事项;如果不能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行政审批事项,要实行问责。

“现在已经开始实行权力的清单化和公开化,把整个权力运行过程和事项审批的过程向社会公开,让当事人明白行政事项审批已到哪一个程度了,可能会在哪一个时间节点获得相应的结果,所有这些内容都必须公开。”庄德水认为,公开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是反四风的有效手段。

“不吃公款吃老板”

“四风”滋生新变种

由于工作措施比较有力,“四风”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效控制,但基层干部群众反映,享乐奢靡之风的一些新动向、新变种不容忽视。

一方面,违规行为更趋隐秘。十八大后,作风建设越抓越紧,一些干部改为“不吃公款吃老板”,有的利用私营企业内部接待场所安排宴请,有的在公开场所消费后实际由企业老板买单,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没有动用公款而心安理得,企业老板为拉关系乐此不疲。此外,一些公款吃喝由高档豪华饭店转移到单位内部食堂或者偏僻隐蔽的农家乐及个人家中,也不容易被发现。

送礼由地上转入地下,送礼地点从单位、居民小区转移到停车场、地下车库等偏僻角落;送礼的方式由送钱送物改为发微信红包、送电子预付卡、网购礼品等,变相收送红包礼金现象仍然存在。

“市场的茅台都卖脱销了,不可能都是普通老百姓喝了。我们请官员吃饭,重要部门的,手握实权的,即使只是县里的科级干部,都得上茅台,发高档香烟。你不上这些,人家觉得不尊重他,不仅事情办不成,而且还可能留下坏印象,这样的话,这顿饭可能就白请了。”湖南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人说。

另一方面,“四风”问题滋生新变种。

一是变相发钱。套取资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假借加班、值班、专项工作等名义发放福利待遇。如浏阳市体育局违规批准三名职工停薪留职,套取三人工资将近60万元设立“小金库”用于账外开支,其中违规发放体育局干部职工福利27万多元。

一些地方违反财务管理规定,巧立名目发放津贴补贴。福州市、仓山区两级纪委调查发现,2014年、2015年春节前,盖山镇以“担负征地拆迁、信访维稳工作任务重,对家庭亏欠多”为由,向20名领导班子成员家属发放“贤内助”慰问金,纪委部门对此进行了严肃查处。

二是变相公款旅游。以学习、培训、招商等名义外出考察,期间擅自变更路线和更改行程到景点观光;假借党员活动等名义组织外出旅游;有的干部接受管理服务对象邀请,通过旅行社安排其本人及其亲属出游。

三是变相办酒。采取只收礼不设宴、分批次宴请等方式逃避制度约束,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四是违规用车。私车公养,以使用私车办公事为由,将私家车的油费、维修费等使用公款报销。违规借车,有的单位占用或长期“借用”下属企事业单位或私营企业的车辆;有的单位将车挂靠在私人名下,逃避监督。

“原来需要用公款支付的旅游、消费,现在变了形式,运用这种账面上的合理性掩盖腐败的行为,这是一种变异的腐败行为。”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腐败行为所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一般性的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因为其所伤害的不仅是政府的公信力,更伤害到整个作风建设的长效性。

专家表示,“不吃公款吃老板”会形成利益输送,官商勾结,把一些原来可以摆到台面上的问题通过饭局来解决,会成为一个严重的腐败问题,尤需值得警惕。

反四风进入“深水区”

驰而不息加以整治

“一些容易被发现的四风问题正在解决,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更为棘手的深层次四风问题。”庄德水说,这些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并不是出台八项规定之后产生的,整治起来也需要更多时间。

面临反四风的高压态势,部分党员干部还心存侥幸,以为自己“创新性”的做法可以逃脱纪律审查、法律制裁。“说到底,这些问题背后是八项规定执行不到位,是四风问题变异转移的结果。”庄德水说。

庄德水、傅学俭、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等认为,反四风已经进入“深水区”,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就是要真正树立服务型政府的观念,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利益需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针对基层“文山会海”的问题,有关人士认为,上级部门要进一步简化行政事务的流程,真正给基层减负。不能简单地给基层施加压力,应当根据行政事务工作需要适时提出信息汇报的要求,而不是简单把信息汇报任务施压给基层。

“要压缩会议规模,会能不开就不开,能开电话会议就开电话会议。”庄德水说,不要把下发文件、召开会议简单地看成是一个政治性的活动或者是政治表态的机会,应该看到它是贯彻落实执行中央政策的有效方式,通过文件、会议能够形成思想共识,让大家了解中央政策,更好地执行当前中央政策。

同时,要改进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机制。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手段,改革传统的信息报送方式,从而更好地给基层减负,进一步减少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现象。

“解决‘文山会海’问题还需要革新政府的观念。”庄德水说,从现在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都在简政放权,运用互联网+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推动整个行政流程再造和行政信息传递,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文山会海背后就是行政效率过低,还运用传统的行政观念,没有看到整个社会发展对行政效率的需求,所以党政部门要真正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简化工作流程。”

针对变异腐败问题,有关人士认为,除了加强对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机制和制度建设。一方面通过预算和财政制度的创新,真正把领导干部的用财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预防一些干部肆意消费公款;另一方面也要建立监督机制,对“不吃公款吃老板”等变异腐败问题加强监督和管理,一旦发现有利益输送的行为就要予以惩处,加强纪律建设。

加强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真正让变异的四风问题置于社会监督之下,一旦发现要严加惩处。通过典型案例的曝光,让领导干部能够收敛,真正守住纪律底线。

强化内部的监督和管理。变异的公款旅游和消费往往背后有腐败的决策,很多还是领导班子集体做出来的,他们往往以这种合法的决策形成腐败。同时,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度,可通过抽查的方式,通过评估或检查发现这种腐败性的决策,避免领导干部利用集体决策的形式来规避个人责任。

另外,专家也指出,从公务员管理体制来说要推进激励机制建设。“我们现在更多是要求干部不能做什么,但是能够做什么,其实是不够明确的。”庄德水说,通过实施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大大压缩了党员干部的灰色收入和隐形福利,另一方面,一些合理开支应该纳入到预算里,从而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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